这是一部迟了二十年才译成中文出版的大著作。二〇〇一年，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就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我看来，它是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来源：bing.com） 如果说，一九四六年的宫崎市定《科举史》从制度史角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清代）的科举，一九六四年的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那么，艾尔曼的这本书则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在科举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上，我百分之百地赞同包弼德（Peter K. Bol）在英文版封底中的推荐语：“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
明状元赵秉忠殿试卷（来源：wikipedia.org） 说实在话，在过去有关科举的文献中，人们相对还算熟悉的，不过就是梁章钜《制义丛话》和李调元《淡墨录》等寥寥几种，但是当你看到艾尔曼书中引用文献，除了前面提及的资料之外，还有各种类似今天“高考攻略”或“读研必备”的图书，像佚名编《举业正式》（明代嘉靖刻本）、陈仁锡编《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明代崇祯刻本）、刘坦之评点《近科全题新策法程》（清乾隆刻本），佚名编《临文便览》（清代光绪刻本），还有朝廷派往各地主管各地科举事务学政的报告，以及收藏在天一阁、加州大学图书馆、台北“中研院”明清档案馆的各种试卷。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宏富的史料作为基础，他才能如数家珍般地一一介绍历年的科举故事，活灵活现地再现那个时代令人欢喜令人愁，甚至举国若狂的科举图景，成功地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新文化史杰作。这本书不仅有生动的描述，更有深入的思考。比如说，几百年里，科举考场看起来更像是监狱而非学校。为什么？我注意到宫崎市定和艾尔曼不约而同地用了“考试地狱”或“文化监狱”来形容科举考场，但宫崎市定用“考试地狱”只是强调考试的艰难（《科举——中国の考试地狱》“序论”），而艾尔曼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考场不仅可怕而且荒诞。他说，和关进监牢的罪犯相比，科举场中这些考生是自愿被锁进去的，虽然地方精英的子孙走进考场展开竞争，而农民和匠人的孩子只能在梦想里作为考生进入考场，不过，当他们以守卫身份进入科场，监督考生是否作弊的时候，这种奇妙的政治管控体制（a regime of political control）告诉我们，“文化监狱”与“罪犯监狱”是多么不同。而艾尔曼更告诉我们，由于这种不同，兼有规训与鼓励的双重功能，对于登科及第的年轻读书人来说，这是充满机遇的天堂，但是对于屡试不中的老年读书人来说则是可怕的监狱，之所以在艰难的考试时代过去之后，科举考场还会被美化成“文明”的再造，甚至是“秩序”的重建，正是因为科举考试代表了那个时代象征性的文化顶峰。“入其彀中”的士人并不像被捕的罪犯，他们是自愿进入的，他们不像被迫拘押在狱中的犯人那样满怀怨恨，愁眉苦脸，反而要期待考试合格之后的种种荣耀、谢恩、赐宴。
我基本赞同艾尔曼的这些判断。可是，让我有些疑惑的是，当艾尔曼最终评价这个科举文化的时候，却不知为何，常常方向一转，尝试强调科举制度与文化的历史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他颠覆了自己的一些判断。我注意到，他在书中不时地强调科举在明清时代作为一种制度，被证明在中国极其有效，因而在长时段被士绅们广泛接受。他甚至还说，科举考试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那些精英所修习的人文主义极为类似，很适合为王朝选拔精英和官僚。他觉得，这些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僚并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无能。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形式也未必那么糟糕，它“其实是一种论证方式的修辞形式，……如果引入休斯（E. R. Hughes）所谓比较认识论（comparative epistemology）概念从历史角度看待八股文的话，中国经义文章中的‘八股’，其实就是一种自上古一直演化至晚期帝制时期的说理性修辞风格罢了”。我大体能理解艾尔曼的心情。作为一个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的美国学者，他一直试图在现代性批判的背景中，重新认识前现代的中国制度与文化。他批评现代学者以后见之明“想当然地认为晚期帝制（时期）的科举制，作为一种过时且低效的选拔制度，早就应该被‘现代’学堂及其教育模式的体制改革所取代”。他认为“这种简单想法必须要从头重新检视”（前言）。他也希望把明清时代的科举文化放回明清历史语境中，考虑它对明清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作用，因为在那个他称之为“晚期帝制”时期的语境中，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使皇权、士绅和政治意识形态三者形成平衡，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如他自己所说：“科举是一项巧妙权衡、备受争议的运作机制，它作为教育和社会构造的关键一环，在帝国王朝与士绅主导社会的通力合作下得以发挥功用。这种上下合作在一八五〇年前相对成功。”因此他批评“大多数前辈学者”对科举制度的解读，“离不开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科举本身的仇视”，给予了太多的“负面评价”。甚至连考试中的八股文，也是被“这些受到启蒙的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者们（modernists）”误解为“毫无生命的文化冗余的、毫无思想内涵的文体形式”。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很不幸地，被当作“一个假想敌而被人们树成靶子进行攻击”（十一章）。